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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無盡的關系”與“無窮的遠方”之間
            來源:2020年1期《長江文藝》 | 作者:周 榮  時間: 2020-01-16

              《保姆》創作于2001年,距今已經隔著近二十年的時間,舊作重讀卻毫無陳舊、距離之感。小說豐沛的質地、鮮活的人物、悠長的韻味最大限度稀釋了時間可能的磨損,其中凝結的光景與人事似乎依然就在你身邊左右,你甚至可以毫不猶豫地辨認出那個沿著青堆子大道風塵仆仆迎面走來的翁惠珠。翁惠珠依然是獨屬于孫惠芬的人物,無論是她那不分輕重不講分寸的熱情實在,還是一廂情愿甚至有點自作多情的“戀愛”與“失戀”,抑或是那股子無畏世俗白眼、扛到底走到黑的倔強不甘,都烙印著孫惠芬式的細膩、洞察、體貼,甚至心疼。孫惠芬對鄉村女性的關注由來已久,她的遼南鄉土文學世界中生活著眾多面目各異的“翁惠珠”,其中有翁惠珠的前輩秉德女人王乃容(《秉德女人》),有翁惠珠的姐妹徐鳳、徐蘭(《后上塘書》),有翁惠珠的晚輩李平、潘桃(《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許妹娜(《吉寬的馬車》),還有《生死十日談》中那些面目寡淡、言語不多、毫無特點,卻能做出平地驚雷般舉動的女子們。她們是孫惠芬創作中最令人牽腸掛肚也最令人無法釋懷的那一部分,每到那個注定不完美的命運結局再一次來臨的時候,令人唏噓感慨的同時,又總禁不住想問,為什么命運從不站在她們這一邊?!

              孫惠芬并非是致力于極端經驗的女性主義寫作,翁惠珠們更不是美杜莎、美狄亞意義上的女性。孫惠芬對女性命運的書寫、對女性內心世界的描摹是貼著地面的,是生活化的,帶著煙火氣的。她說,秉德女人“通過身體認識世界,她在有限的土壤中倔強地生根,她遭受一次次風雨摧折,生命力從不枯竭,她身陷現實的溝壑中,卻一直在仰望星空”。這又何嘗不是翁惠珠、徐鳳、潘桃、許妹娜共同的特質。為了那片星空,她們從上塘、歇馬山莊、青堆子、翁古城一步步走出去,走向縣城,走向城市,走向晦暗不明的遠方。遠方是城市,是現代文明,是酣暢淋漓的愛情,也是女性自由舒展的天空,是與黑土地、鍋臺炕頭、生兒育女、家長里短截然不同的意義空間?!拔袒壑閭儭背欣m著共同的生存境遇與精神困境:身與心的分裂與煎熬。一面是生于鄉村所“命定”的周而復始卻黯淡乏味的生活勞作,來自于倫理、道德、親緣、傳統縱橫編織的鄉土“關系網”的塑造、規約;另一面是現代社會景觀的活動、可能與吸引,以及未被言明的關于成長、愛情、平等與自由的承諾。那個彼岸的“無窮的遠方”便有了與此在的“無盡的關系”剪不斷理還亂的對照、比較與糾纏?!拔袒葜閭儭痹卩l土文明附著的“無盡的關系”與現代性所昭示的“無窮的遠方”之間突奔、徘徊、撕裂,甚至毀滅。

              當然,從現代文學人物譜系的流脈中看,“翁惠珠們”并不形單影只?,F代文學百年,“娜拉出走”的故事也講了百年,“翁惠珠們”跟隨在子君、莎菲、陳白露、葛薇龍、林道靜之后,依然在這條路上探尋、徘徊、跋涉。子君和陳白露在被庸常的生活打磨去最初的鋒芒后香消玉殞;莎菲、葛薇龍深陷欲望的深淵無力自拔;轟轟烈烈的革命為林道靜在死亡與回家之外提供了“形式”上的另外一條出路,但并未“實質”上改變性別權力關系。走過百年,翁惠珠們并沒有獲得比子君更好的結局,作家需要替人物作出回答“為何如此,何至于此”。

              “翁惠珠們”代表了鄉村中具有較高文化修養和精神追求,并需要實現自我價值的群體。在她們的生命構成中,精神生活的意義和重要遠勝過柴米油鹽、衣食住行,“在那世界里,你覺得你活著的意義完全不同,你是長在寬廣河道里的一株水草,在陽光下被滾滾水流撞擊,你的葉子會閃爍迷人的色彩,你的生命會搖曳多姿”(《后上塘書》)。而鄉村生活的現實是,她們又必須“寄居”在古老原始的鄉村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蹲灶坑燒火,喂雞鴨豬狗,和街上的女人聊天拉呱”。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是,鄉土文明已不能“生產”出具有詩性意義的文化內容,不能煥發出慰藉心靈的人文光芒,不能提供給鄉村中的文化“高端”人群足夠的精神滋養、心靈空間和物質依賴之上的文化認同與歸屬感,“如果把鄉村文明看成是一個金字塔,鄉村貴族精神就是這個金字塔的塔尖。其實鄉村文化的衰落首先是從塔尖開始的,沒有了塔尖,也就沒有了令人仰慕的光芒”。不論是翁惠珠最后無奈放棄對“遠方”的追逐,還是徐鳳的精神之死、徐蘭的身體之死(也是精神之死),連同《生死十日談》中被各種生活絕境所迫導致的死亡,“死亡”這一高度象征性的意象指向了鄉土社會從物質到精神的全面淪陷。鄉村文明的“塔尖”與鄉村文化群體中的“塔尖”一同“死亡”無異于對鄉土社會釜底抽薪般的暴擊。翁惠珠們的命運與鄉土文化的命運,相互指認互為隱喻,翁惠珠們的宿命中閃爍著鄉土文化在這個時代難以為繼的局面,鄉土文化的頹敗也早已埋伏下了翁惠珠們的悲劇。

              現代鄉土小說是現代性視域觀照下的產物,城市是鄉土的參照系,也是“惘惘的威脅”。鄉土小說家居城市寫鄉土,身在他鄉懷念故鄉,這邊感受“惘惘的威脅”,那邊寫著“懷鄉”往事,沈從文、蕭紅、汪曾祺、莫言等莫不如此。這是現代鄉土小說的宿命,也是孫惠芬寫作的前提。在新世紀加速奔跑的節奏中,當代鄉土小說家感受到的“威脅”遠比他們的前輩來得強烈。如果把孫惠芬的作品按照時間排列,就是一部三十年中國鄉土社會變遷史,有波瀾壯闊、遒勁有力的線條,又不乏絲絲入扣、精巧細膩的工筆?!缎R山莊》關注商品大潮之初鄉土社會結構中悄然發生的裂變;《上塘書》以“地方志”的形式書寫了鄉土的精神史、文化史;《吉寬的馬車》拉著上塘人走進了城市里,承載著農村人對城市以及現代生活方式的向往;《秉德女人》以女性家族史視角寫百年鄉土社會滄桑中的變與不變;《生死十日談》《后上塘書》以“死亡”直面鄉村生活的現實重負與精神困境?!秾ふ覐堈埂返闹鹘鞘浅鞘?,但精神救贖之路的起點依然設在鄉村。地方志、家族史、非虛構、女性視角……多種文體的變化承擔著對一個恒定主題的闡釋,作家在尋找那個最完美的“有意味的形式”去抵達她心中的鄉村。一路走來,孫惠芬的筆觸越來越沉重,這份沉重一方面源于在以線性進步為基本價值理念的現代化進程中,鄉土社會并未兌現到預期的承諾,反而是千瘡百孔,沉疴宿疾纏身;另一方面源自作家面對鄉村文明凋零時的感傷與無奈,面對城市文明時的茫然四顧?,F代小說家可以“天然”地以鄉土文明作為審美價值判斷的尺度,以此為基點觀察世界,當下作家面臨的難題愈加復雜難解,已然無法像他們的前輩那樣,以鄉土為中心自信自足地書寫田園牧歌或桃花源記,文本中也自然多了時代紛擾迷亂的雜音。

              百年鄉土文學早已積淀為豐贍華美博大的審美世界,孫惠芬用三十年的寫作把上塘、歇馬山莊營造成其中自有其趣、張弛有度的一隅。翁惠珠們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濃縮著三十年鄉土中國行進中的精神裂變,上塘的家長里短、世道人心中映照著現代鄉土社會的癥結與命運。歷史自有恢恢然的走向,作家用文字和這個世界肉搏,窮盡一生尋求答案,和解也好,抵抗也罷,最終都是我們結結實實共享的現在,都是與時代最好的彼此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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